桃树铺五里亭考述

樊明芳

从奉新县城出发，沿驿道向东走五里，便是奉新县前往南昌府的第一个驿站，因该地多桃树，故名桃树铺。桃树铺聚居着两大家族，东面是感古邓氏，西面是桃树萧氏。桃树铺驿站旁有一个五里亭，该亭系木质结构，是一个供过往商旅纳凉歇脚的场所。

（豆包AI生成桃树铺五里亭）

清道光四年（1824）五月仲夏，江苏吴江人徐培授奉新知县，他从南昌府出发，经西山到奉新县上任，那一天骄阳似火，炎热难当。当他带着行李，骑马来到桃树铺五里亭时，已经是汗流浃背了。见前面古松旁有一个凉亭，连忙下马到亭中稍事休息。不一会儿，南风阵阵次过，顿令人神清气爽。徐知县感叹说：“驿道上有这样一个亭子真好，它能给往来商旅带来多少方便啊！”

徐知县又问桃树铺的人此地到县衙还有多远，桃树铺人告诉他说：“从这里到县衙还有五里。”徐知县感慨地说：“这亭取名叫五里亭，距离县衙又刚好五里，是不是有古时章亥计步、司南计里的用意呢？”徐知县感慨系之，于是专门为此写了一篇《五里亭记》，记文开篇说：

“甲申夏五，余赴任新吴，道经五里亭，热甚，姑就憩焉。不片刻，觉薰风拂拂，神志皆清，喟然叹曰：‘美哉！亭乎驿路之中有亭若此，往来行人实利赖之。’因问此亭去署几里，答曰五里。然则是亭以五里名也，其譬诸章亥推步、司南记里之意乎？余因之有感矣。”

徐知县在《五里亭记》中起笔便交待了撰写本文之缘由，然后根据其本人经历，从“古来之建亭者”之目的来展开议论：

“古来之建亭者多如涵虚灵境，大都为游观计，曷若斯亭之有益于苍生也？假令际此村墟隔绝之场不有斯亭，则风雨骤至，估客何依？不有斯亭，则烈日如焚，何由解暍？是亭之建也，诚为得宜，以视昔人仅为游观计者，奚啻径庭。第不识建斯亭者为谁？询之左右，皆曰不知，相传为邓姓所建而已。”

自古以来，大凡兴建的亭台楼台楼阁，多如水映天空的风景名胜，都是出于为游览景区增色之目的，哪里比得上这个五里亭能给过往商旅带来如此实实在在的好处呢？如果在此前后远离村镇之地没有这个亭子，突遇狂风暴雨或烈日如焚，过往商旅如何能够避风雨或躲烈日？可见在此兴建此亭是十分必要的，这比在景区兴建亭子作用不知要大多少倍！徐知县于是很想知道建亭者姓名，但除了知道是建亭者姓邓外，其余信息并不知道。于是他在文中议论说：

“噫嘻！建斯亭者竟不署名，殆亦有为善不欲人知之心欤？虽然彼为善固不欲人知，余见人为善，卒不忍听其湮没无知，急思知其人，则不可得也，无已，姑俟诸异日。讵意抵任后又值公务旁午，此事竟不暇访及。”

作者认为，建亭者不署名，大概是有“为善不欲人知”之意，但作者却是一个“见人为善卒不忍听其湮没无知”的人，他是奉新知县，他要弘扬这种善举，于是他“急思知其人”，但欲速不达，越急越无法达成目的。他正式上任后，因“公务旁午”，此事只得暂时放下。与其说是放下，其实是机缘未到而已。他在文中接着说：

“一日课冯川书院，得邓子春锦卷，殊觉虑周藻密，亟拔之以冠。多士谒见时，知春锦已于辛巳科试同乃叔之衡为前任邹明府所赏识，诗赋文词试辄冠军，郡县夺前茅者再，余于是益私幸衡鉴之未谬也。既而叩厥里居，答曰：‘世居桃树铺新居平广塘，去五里亭不远。’余闻五里亭之名，遂急问建五里亭之人，乃知建五里亭者，即春锦新居始祖大器公，为原任平远县知县讳云龙长子、原任麻阳县训导讳希禹胞兄也。余乃恍然于建亭不署名之故矣。”

道光四年（1824）的一天，作者到冯川书院主持童生岁考，发现了邓春锦答卷“虑周藻密”，便将其拔为第一名。士子们谒见知县时，徐知县才知道邓春锦早于道光元年（1821）参加辛巳科岁考时，与其叔父邓之衡已被前任知县邹山立赏识，诗赋文词名列第一，夺府县岁考前茅者两次，作者于是私下里幸运自己“衡鉴之未谬”，与前任“英雄所见略同”也。

当徐知县问及邓春锦乡籍时，方知其“世居桃树铺新居平广塘，去五里亭不远”。当徐知县再次听到“五里亭”之名时，遂再次勾起他对耿耿于怀的未解之谜的关注，才知道建亭者系邓春锦新居平广塘之始祖邓大器，他本系原任潮州府平远知县邓云龙之长子、黄州府麻城训导邓希禹之胞兄。据1996年《感古邓氏家谱》上册·第七篇传赞第146页收入邓显麒《平广塘基祖继衢公传》云：

“公讳大器，字继衢，号开平，东汉高密侯之裔希辰公九世孙也。幼岐嶷，喜读书，谦恭浑朴，有古先儒风。公故缙绅子弟，尊人古衢公由司训知平远县事，三弟朗斋公任麻城训导，一时称为望族，而公恂恂自下，毫无矜己傲人气，知其得力于诗书者深也。居尝苦基址狭隘，欲谋迁徙而又凛古者无出乡之义，爰于桃树铺之西偏四里许名平广塘者筑室而居焉。生平好施与，时推所有以周贫乏，遇人有窘迫事，辄倾囊以助，他如掩骼埋骨诸善举，尤不可胜数。课儿辈有方，虽终身无诟詈之色，而无不循循于规矩者。”

由此可见，邓大器性好施与，乐于助人，诸如“掩骼埋骨诸善举，尤不可胜数”，他做了许多为善不留名的善行义举，其中就包括捐资兴建五里亭，给路人带来方便。他不仅是平广塘的开基者，更是一位教子有方、待人和蔼、循规蹈矩、乐善好施的大善人！徐知县在文末评价说：

“盖缙绅之族其识高，其理明，其为善自不欲人知。夫以不欲人知之雅，竟使余今日备知其原委，余诚何幸！且不独余知之，而天若早已知之矣。不然何以大器徙居未十传，而子孙振振绳绳已近二百烟，屡称为南乡一望族，而且书香永绍，代有闻人，夫乃叹天之报施善人不爽也。余因是乐为之记，并乐将建斯亭者之芳名载入邑乘，以为后之好善者劝。”

作者盛赞邓大器“为善自不欲人知”的高尚品德，虽为善不留名，但“天若早已知之”，强调“行善积德，天必报之”的因果法则，最终交待自己撰文扬善尚义之宗旨，表示要将邓大器之芳名载入邑乘，于是他于道光四年（1824）季秋月撰就此文，署名为“权知奉新县事、按察使司知事吴江徐培撰”。

十分遗憾的是：同治版《奉新县志》亦有挂一漏万之嫌，全志不但未收入此文，甚至连徐培任奉新知县的史实也遗漏了，更无五里亭、邓大器之名。本人心系文史，自当有查漏补缺、补正校讹之义务，此即本人特撰此文之宗旨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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